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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牛汝辰

地名，是民族文化的产物。深入地研究中国地名将有助于挖掘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1]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5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其分布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2.5%。汉族人口虽多，其居住却是和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的，越往古代，今少数民族的先民分布越广阔，据《史记·夏本纪》引先秦《尚书·属贡》《后汉书·郡国志》、唐《括地志》、宋《與地广记》、《大明一统志》、清《读史方與纪要》等历史地理典籍记载，先秦的所谓“蛮”“夷”“戎”“狄”遍布全国。历来称为中原的河南省，其境临汝县西南，据《读史方與纪要》记载有“蛮城”（《方舆纪要》卷51《河南·南阳府·汝州》），为春秋时“戎蛮国城”：中原尚且有“蛮城”，它的周围自然曾有更多的“夷戎”环居其境。因此，研究我国民族语地名及其文化就具有极重要的价值。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因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家庭里民族语地名就呈现出多元的文化背景。

所谓民族地名学就是通过不同民族的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语言、不同制度、不同经济类型、不同习俗、不同文化内容等来研究其多元文化与地名的关系，或者通过早期地名来研究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同民族的历史地理、不同民族的语言、不同的*治制度、不同的经济类型、不同的习俗等多元文化内容的学问。民族地名学包括民族语言地名学、民族地理地名学、民族迁徙地名学、民族分布地名学、民族部落地名学等多个分支。

一、从地名看宗教信仰

宗教对人类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它包括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地名也可以发现不同的宗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

（一）佛教地名

今天在宗教影响比较深的西蔵地区，其宗教色彩的地名就很突出。古代西藏曾普遍信奉过一种称之为“本教”的宗教。最初，它流行于后藏阿里一带，后来自西向东逐渐传布。在佛教传入西藏以前，“本教“几乎渗入了以上地区的各个角落。至今西藏还保留了一些与本教有关的地名。聂荣县的彭赛、彭尼两地名，前者意为“本教地阴坡”；后者意为“本教地阳坡”。洛隆县的白达卡，意为“本教寺坡上村”。巴青县的本塔，意即“本教地”。聂拉木县的盆岗，意为“本教房屋”。

佛教势力自7世纪中叶开始传入西藏地区，今天在西藏地名中，带有藏传佛教性质的就有相当的数量。以人名作地名的以古印度僧人莲花生之名最为突出，如白朗县的乌兼拉，意为“莲花生大师山”。谢通门县的沃间，意为“莲花生大师”。察隅县的乌金白玛拉，意为“莲花生大师山口”。以佛境世界为地名的有堆龙德庆县的县名，察隅县的吉太曲、类乌齐县的古然多等，均含有“极乐地”的内容。芒康县的县名，即“善妙地域”。闻名中外的布达拉宫的宫名，也是“普陀罗的译音。以佛、神、菩萨名作为地名的有聂拉木县的赛卓玛、幽玛、问卓玛，其意为“*金度母”“碧玉度母”“海螺度母”，度母是藏传佛教的女神名。南木林县的石莫、错那县的斯莫，意为“罗刹女”，女罗刹在佛教中初当做绝美妇人。以佛教术语作为地名的有加查县的玛尼溪卡，意为“六字明咒庄园”。所谓六字明咒即佛教秘密莲花部之“根本真言”。加査县的卡多，意为“悟空”等。以宗教活动为地名的有南木林县的多角，意为“讲经”，萨迦县的曲定，意为“讲经地”。聂荣县的希楚迪，为“诵经小丘”。这些地方历史上可能举行过某些讲诵经书的活动。

比较“本教”色彩和佛教色彩的地名，看得出数量悬殊，这完全证实了西藏佛教战胜本教的历史事实。从宗教地名的分布情况，也可以不同程度地说明不同宗教的影响范国。“本教”地名今天主要出现在远离人口密集的*治中心地带，而多数处在边远山区，如聂荣县、巴青县、洛隆县、左贡县、定日县、聂拉木县等，这反映了本教势力的影响大多分布在边远之地。[2]

（二）道教地名

道教，起源于商代的**崇拜和战国时期知仙方、炼仙丹的方士。西汉初期，统治者以*老清静无为之术治理天下，又大肆提倡谶纬。方士们看到*老学说中确有很多可供他们穿凿附会的神秘主义因素，便把*老学说给以宗教性的解释，推崇*帝、老子是他们的先驱。以《道德经》（即“老子五千文”）为典籍，奉老子为教主，逐步形成了以崇敬*神为基础、以神仙方术为核心的*老道。唐代出于*治需要，以道教为国教，尊老子（李耳）为始祖，册封其为“太上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着意扶植道教。当时不仅信徒众多、艺术及炼丹术等各方面均得到全面发展，道教进入空前繁荣时期。道教著名典籍《云笈七签》“有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和“七十二福地”的记述。道教指“神仙所居的名山胜境”为洞天，“上帝命真人治之，其间多得道之所”者称福地。由于道教的宣传，一些传为“成仙得道”者的修炼之地、所谓“神仙出没”之地，不是被赋予宗教色彩的地名，就是使原有地名熠熠生辉。麻姑，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女仙。据葛洪《神仙传》载，她是建昌（今江西南城）人，东汉桓帝时应召降于蔡经家，年十八九，能掷米成珠，自言曾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蓬莱之水也浅于旧时。南城县西南5千米，有山名麻姑山，就因传为麻姑得道之地而得名。该山有仙人、五老、万寿、秦人、葛仙、逍遥诸峰，被道家称为第二十八洞天。远在秦代，此山已颇闻名。葛洪自己也曾炼丹于此，颜真卿在此写了《麻姑山仙坛记》，记述了麻姑修道之事，更使其“仙名”益显。安徽、河北两省亦有“麻姑山”“大麻姑”一类地名，足见其流传深远。[3]

陕西周至县之南，秦岭北麓，有地名“楼观”，是古楼观台所在。远在周代，函谷关令尹喜即来此结草为楼，观看天象，初称草楼观。后来老子入关，在楼南高岗上筑台，讲解《道德经》，遂称为楼观台。历代因此系道教“圣迹”，不断修葺增建，成为具有楼、台、殿、阁、亭、塔、洞、池、泉达50多处的庞大道观，被道家尊为“天下第一福地”，地名也以“楼观”使用至今。和佛教的寺院庵堂地名一样，道教的宫观庙宇地名同样在中国现势地名中占有相当比例，如北京的白云观、成都的青羊宫、沈阳的太清宫、苏州的玄妙观等，它们不但是道教重要的活动中心，而且是世间闻名的地名。“东岳”为东岳大帝的省称，即泰山神。道教以泰山为“群山之祖、五岳之宗，天地之神，神灵之府”。泰山神的出现当归功于古代帝王的封禅祭祀活动。民间谓泰山神掌握人间生死，唐玄宗时封为天齐王，宋、元又有褒封，位极“东岳天齐大生仁圣皇帝”。或因人间生死事大，各地曾建有东岳庙，或天齐庙、或泰山庙或东岳行宫，由此而产生出东岳庙（陕）、天齐庙（皖）、泰山庙（豫）、东岳观（湘）等地名。

二、从双语地名看民族杂居

所谓双语地名，是指一个地方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名称并行使用，其中主要是当地少数民族有一个叫法，汉族另有一个叫法，两种叫法之间既不是译音，也不是译意。新疆境内有87个市县，其中约有37个(不包括重名的)市县有两个共存的名称。例如：乌苏（市），维吾尔、哈萨克族称“西湖”；轮台（县），维吾尔族称“布古尔”，于田（县），维吾尔族称克里雅：伊宁（市），蒙古、哈萨克、维吾尔族称：“古尔扎”；青海省的青海湖，蒙古族称“库库诺尔”，藏族称“错温布”；云南省的芒市，是佤族、德昂族的叫法，而傣族则叫“勐焕”，汉族称“潞西”等等。[4]

双语地名的形成主要是多民族杂居和民族变迁造成的。以上所举双语地名实例就是民族杂居的有力证据。

古代新疆南部，在西汉、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生活着许多操印欧语系的古代民族，主要是东部伊朗语族的各部族，他们在和田、喀什、库车等地占据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在这些地区的古地名中，从那些语言通留下来的词占有重要的地位。如今这些地名的汉语名称多是从那些语言音译过来的，如喀什、和团、库车、且末、鄯善、若羌等。而这些地名的民族语名称多是新疆突厥化以后由突厥语民族命名的。从公元6世纪起，古代和田塞语、粟特语、龟兹语等开始溶入突厥诸语言。到了11世纪左右，这一突厥化过程已基本完成。从人种构成的角度看，现代的维吾尔民族是以维吾尔为主体的突厥语诸族，以及古代塞人、粟特人、月氏人和元代蒙古人逐渐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多元的民族。这说明民族融合往往是由于民族杂居造成的。上述一些地名正是新疆历史上民族杂居、融合的活化石。[5]

三、从地名看奴隶制遗迹

在我国殷代的甲骨文中有多处地名的记载。据陈梦家统计，甲骨文中有余处地名的记述。[6]

(1)“……五日丁未，在羌。”(公元前7、19、2)

地名，在今河南省沁水以西，是殷代的一个重要地点。，在此用为动词，意即将抓获的羌奴囚禁在监狱中。陈梦家认为这条卜辞证明地去羌不远。这就说明在距羌不远的地方设立了监狱，用以因禁猎捕的羌奴。

（2）“甲戌[卜]，贞自，得?不其得?”(库十库)

地名。卜辞内容是甲戌日占卜，问有奴隶从地监狱里逃跑，抓得到吗?抓不到吗?综上所述，根据在卜辞中代表监狱的“圉”字前面常冠以地名这一线索，说明了殷代在全国各地设有监狱这一重要事实。”[7]

在四川凉山地区，由于长期存在着奴隶制，在现今的地名上还留有许多遗痕。处于奴隶制时期的大小凉山，历代虽在名义上是一定的行*区划，有所归属，但实际上却没有统一*权，奴隶主各霸一方。各自为*，所以以奴隶主的姓氏命其地名，也就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凉山有名的黑彝(贵族阶层)奴隶主的金曲、莫什、苏呷、巴且、甘、罗洪、思扎、阿候、马、瓦扎、果基、阿硕等姓氏都有命名为地名的。如“金口”，彝语即金曲家的住地”，“莫什阿觉”的彝语即“莫什家的坝子”等。

在奴隶制时期，由于凉山无统一*权，所以家支在奴隶制统治中起了极大的作用。一个家支也就是一个大小不同的社会行*单位。正因为如此，它为了区别于其他家，显示自已家族的力量与名位，往往就将其家支的名称代替住地的地名。以家支名作地名的比例很高，据统计，昭觉县俄尔觉区和竹核区的庆恒、格五等7个乡，用家支姓氏命名的自然村都在45%以上。最高的甘洛县则沟乡，竟在12个自然村中就有6个以家支姓氏命名的，占50%。[8]

四、从地名看十二生肖

翻开贵州和云南广西地图，往往可以发现许多以动物命名的地名，如马场、牛场、龙街、羊街等，而且不少是异地同名。仔细分析不难看出，这类地名的命名规律，是在“场”“街”等通名前，冠以十二生肖构成。

云贵一些地名以生肖命名，估计同农村集市日期有关，因而是生肖纪日的一种遗迹。集市，责州称为“场”，云南称为“街”，所谓“赶场”“赶街”，相当于北方的“赶集”。大约以前这一带农村集市曾以某生肖日为场期。如果某地是在地支逢辰的那天举行集市，相沿了一个阶段，人们自然地便把这里叫“龙场”或“龙街”，久之便成为该地的地名了。云贵两省以生肖命名的地名，绝大多数是县以下集镇，少数是现在的县城。可见这类地名确实与农村集市及其周期有关。

十二生肖按地支顺序排列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按理说以生肖冠字的地名应该都有，但是由于民间习俗存在着某种忌讳，虎、蛇两个生肖有着例外现象。地支寅地名并不称为“虎场”“虎街，而改称“猫场”“猫街”。云南南涧彝族自治县有“虎街”，当地读音却作“猫街”。这同云贵一些地方的虎姓一样，写“虎”读“猫”。云南弥渡县有寅街，则是干脆以地支的寅代虎讳了。地支已属蛇，而“蛇场”“蛇街”不见于云贵两省。群众把蛇称为“小龙”或“长虫”，故云南景东县有小龙街，南涧彝族自治县有长虫街。

云南，贵州冠以生肖的地名，大多集中在贵州的安顺、毕节、六盘水地区和黔南、黔西南自治州，以及云南省曲靖、昭通、玉溪地区，和楚雄、红河、文山自治州一带。这一地区范围广大，同一天举行集市的当不止一处，因此异地同名相当多。[9]这些十二生肖地名可能与彝语支民族有密切关系。

五、地名连名制

在今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南部的*草岭、俄扎乡一带的哈尼族腊咪支系，至今尚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地名连名制”。从地名连名可以看出，一母寨分出若干子寨，这些子寨又繁衍出新的子寨，子寨名称都带有母寨名称的一个字。如“堕沙”，“堕”指的是母寨堕铁，“沙”意为好住的地方，“堕沙”就是堕铁沙，意思是从堕铁搬到好住的地方。

地名连名制的产生是与氏族制度密不可分的。在氏族制度下，每一氏族在发展中分为若干女儿氏族，这些女儿氏族与母素氏族组成胞族；若干胞族组成部落，若干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一方面，氏族分裂出女儿氏族，另一方面，原有的村寨也分裂出女儿村寨。对这些女儿村寨来说，原来的老寨就是母寨。这些分裂出来的氏旗，其内在的联系必定是血缘的联系，而外在的联系及形式则是地名相连。

*草岭一带的地名连名保持得较为完整，这与崇山峻岭、交通闭塞有关；而俄扎一带和其他几例残破的连名地名，多处于旧时的交通要道上，见图1。

地名连名随着赖以生存的基础——氏族制度的崩溃，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民族间的交往在*治、经济上对此都造成了强烈影响，文化的渗透更是到处可见。现在元阳县的哈尼族地名，很多就是汉彝、汉哈尼、瑶哈尼语掺半的。如从“苏皮”“皮寨”，“闷洛”“洛塘”这样的连名，已能看出汉文化已渗入他们的地名中。地名连名制的出现应早于父子连名制，因为前者产生于氏族分离和村寨分裂之时，而后者产生于父系制家庭建立之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名连名制可能曾给予父子连名制以启示。[10]

六、从地名看民族习尚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名录》中，带有“喀拉”一词的地名约有条，“喀拉”一词不仅见于现今地名，也常见于史籍，如《阙特勤碑》中的“喀拉湖”、《暾欲谷碑》中的喀拉库木，以及公元9世纪末的西域著名地方*权之一的“喀拉汗王朝”等。“喀拉”一词自古至今沿用不衰，它是阿尔泰语系的同源词。突厥语本意为“黑的”。但在地名中常常还有伟大、高大、神圣、辽阔、清亮、纯净、众多、强烈等意义。我国北方一些民族都习惯把方位和颜色联系起来表示某种含义，如北方—黑色、南方—红色、东方—青色、西方—白色，而以北方为尊，从而尚黑，使“黑色”具有了以上的含义。如地名“喀拉和卓”系维吾尔语，意为“神都高昌”；“喀拉斡耳朵”系突厥语，意为“圣都”“圣宫”；“喀拉沙尔”系突厥语，意为“圣城”；喀喇昆仑系维吾尔语，意为“巍峨巨石；“喀拉塔格山”系维吾尔语，意为“高山”；“喀拉库木”系维吾尔语，意为“大沙漠”等。以上地名反映了突厥民族的尚黑习俗。[11]

“阿克”系突厥语“白色”之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名录》中，以“阿克”起头的地名就有余条。其中许多地名并不具有白色的特征，那么操突厥语的民族，诸如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族为什么喜欢用“阿克”一词来命名地名呢？原来，这也与操突厥语民族的尚白习俗有关。据文献记载，公元前8世纪维吾尔人的祖先由于着白、红服装，而被称为“白犹”和“赤犹”。他们把白色做为幸福、吉祥、运气、美丽、如意、喜悦的标志，用白色形容善良的人，用“愿您有白色的旅途”（即一路平安）的词句祝福远行的人。若河水长期干涸或发生干旱，维吾尔人就在河源宰杀白羊，祈祷上天给水。哈萨克先民乌孙与“匈奴同俗”，“白马为盟”之俗依然保持。就是现在哈萨克人也常用“阿克”来比喻人们的善良、纯洁、高贵，等等。

以上说明突厥民族是崇尚白色的。如凡称“阿克苏”的水，都以高山冰雪溶水为主要水源，冰雪溶水形成的河流都是季节性河流，它们都有显著的洪水期和枯水期，夏季河水暴涨，冬季涓涓细流，或者完全干涸，夏汛期河水中含有大量泥沙，河水浑浊而呈白色。“阿克苏”是活水而不是死水，也是人畜最乐于饮用的水。“阿克苏”可释为“流水”或“活水”。在阿勒泰、布尔津、额敏等市县的村名“阿克巴斯陶”，系哈萨克语，意为“清泉”。在布尔津县的湖名“阿克库勒”，系突厥语“清湖”。在巩留县的“阿克加孜克”，系哈萨克语，意为“大平原”。在吐鲁番市的“阿克尧勒”，系维吾尔语“一路平安”之意。[12]

蒙古族尽管信仰藏传佛教，但其原始宗教萨满教并未完全遗弃。例如:蒙古族有祭“敖包”的习俗，常选择一高地，垒以众多石块，插上树枝，点火烧香敬献牺牲，巫师或喇嘛主持宗教仪式。祭敖包的时间一般为农历五月十三日。敖包是宗教仪式和各种集体活动的场所，平时人们过此必要下马，叩头祈祷以怀念自己的萨满,这种活动大概与山神崇拜有关。带有敖包一词的蒙古语地名有乌苏县哈图布呼镇有“查干敖包”，和布克赛尔县有“巴音敖包”、“包木包亭敖包”等。与其他各地的蒙古族一样，在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境内，蒙古族堆筑敖包最主要的意图与“塔克勒干”活动有关。

自古以来蒙古民族以游牧为主，居住分散，认为赖以生存的牛、马、羊、骆驼等是天、地所赐。于是崇拜大自然，视山川、河流、原野都有“神灵”。为祈求大小牲畜平安，生活吉祥如意，遂堆筑敖包作为崇拜的偶像，祈祷“神灵”保佑。在喇嘛教传入蒙古族之后，仍继续祭祀敖包，并增加了宗教色彩。“塔克勒干”就是这种祭祀敖包大会。一般以“苏木”为单位，每个苏木祭祀自已专有的敖包，一般堆筑在山包上。各苏木一选定堆筑敖包的山，不论其高低，共同特点是一座独山，即使在山脉中也是选择孚地土突兀耸起的一座山包，与周围各山都不连接。

例如：巴音温都尔山也不算十分高，可它像海洋中的孤岛一样，漂浮耸立在绿草如茵的辽阔草原之中，被选定为堆敖包之地。每年春末夏初举行“塔克勒干”时，男女老少都穿上艳丽衣装，带上熟肉、奶子、酒等前往敖包，如同过节一样。而到了夏末秋初，牲畜膘肥体壮之时，全县14个苏木都集中在共同的巴音温都尔敖包举行大规模的“塔克勒干”活动。

还有些与宗教有关又具纪念性质的敖包，如班禅敖包（有两处）为年班禅额尔德尼来该自治县时坐禅讲经、施法行善的地点，为纪念此事而堆筑的敖包便名为班禅敖包。乌萨拉敖包，为一世夏律宛活佛敖包，阿勒腾敖包为二世夏律宛活佛敖包，库仁温都尔敖包为三世夏律宛活佛敖包，均为各旗为纪念活佛在该旗转世而堆筑的敖包，也成为各旗信教者祈祷活佛的敖包。另外还有巴音温都尔敖包、查干敖包、沙尔布拉克敖包、哈德特敖包、科克敖包、敦德哈尔尕图敖包、乌兰布孔敖包、古恩萨拉敖包、多浪莫敦敖包、巴音敖包、钦登尼肖布古尔敖包、乌兰托洛盖敖包、塔喀其敖包等。以上13处敖包为居住在和布克赛尔境内的旧土尔扈特北路3旗14个苏木各自祭祀的敖包。

在新疆地名中，到处可见带有“麻扎”的地名。“麻扎”在新疆同清真寺一样，不仅是伊斯兰教的重要建筑，也是穆斯林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麻扎”是阿拉伯语的音译，原意为“圣灵之地”“伟人之墓”。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意为“墓地”。我国著名的麻扎大多分布在新疆，如喀什地区的阿帕克和加麻扎（又称“香妃墓”），阿尔斯兰汗麻扎、尤素甫·哈斯·哈吉甫麻扎、穆罕默德·喀什噶里麻扎，阿图什的萨图克·布格拉汗麻扎，伊犁地区的秃黑鲁·帖木儿麻扎，库车的额西丁麻扎，阿克苏的贾拉里丁麻扎，吐鲁番的吐峪沟麻扎，和田的加帕尔·沙迪克麻扎，莎车的乞里塘麻扎和阿勒通麻扎等。[12]

新疆的麻扎中，除伊斯兰教显贵，为传播伊斯兰教做出贡献的汗王、著名人物的麻扎和假麻扎之外，还有许多以动植物命名的麻扎。如白杨树麻扎、桑树麻扎、胡杨麻扎、蛇麻扎，等等，这些麻扎显然是古代动植物崇拜的残余。更为有趣的是还有名为“亚勒吾孜阿勒”的麻扎。据传这里埋葬的是一位独身男子。该麻扎同汉族所崇信的送子娘娘一样，具有赐人子女的神通，因此求子的妇女都专程前往朝拜，这实际上是流传下来的男性崇拜时代的产物。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是带着原有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接受伊斯兰教的。他们不可能在接受伊斯兰教后就完全摆脱旧的影响，而只能从旧的宗教观念去理解这个新的宗教。而伊斯兰教要植根于这些民族，对此也不能不采取宽容的态度，这样就使这些民族的旧的宗教观念和宗教仪式，以及传统风习等，或多或少地被保留下来，并在伊斯兰教中逐步合法化。[13]

而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千百年来畜牧一直是他们的主要经济形式。在长期的畜牧业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中，蒙古族接触的白颜色很多,无论是赖以生存的羊群和乳汁,还是住的蒙古包、铺的羊毛毯、穿的羊皮袄，全都具有白色的特征。天长日久，使他们形成了一种观念,即白颜色是美好、吉祥、高尚、纯洁的象征，逐渐形成了尚白的习俗。蒙古牧民称春节为白节，“白”蒙古语为“査干”。在地名中，带有“查干”的不胜枚举。在《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录》中，仅以“査干”起头的地名，就有条之多，如查干布拉格、查干哈达、查干呼都格、查干敖包、查干乌拉等等。[13]这在地名中也反映了蒙古族的尚白习俗。

参考文献

[1]牛汝辰.地名与中国文化[N].中国文化报，-08-09(3).

[2]闻黎明.西藏地名的宗教色彩[J].地名知识，(2).

[3]栾广高.中国道教地名概略[J].地名丛刊，（2）：4-6.

[4]牛汝辰，牛汝极.少数民族语地名研究对发展语言学的意义[J].西南民院学报，(3):-.

[5]牛汝极.新疆地名的文化透视[J].地名知识，(1):20-25.

[6]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科学出版社，：.

[7]齐文心.殷代的奴隶监狱和奴隶暴动一兼甲骨文“圉”“戎”二字用法分析[J].中国史研究，(1).

[8]刘海林.凉山地区地名的奴隶制遗痕[J].地名知识，(6).

[9]杨煜光.十二生肖与云贵地名[J].地名知识，(3).

[10]王清华.元阳哈尼族“地名连名制”试探[J].云南社会科学，(5):85-88.

[11]牛汝辰.新疆地名中“喀拉”一词辦析[J].新理社会科学，(4)：-.

[12]牛汝辰.新疆地名所反映的习俗崇尚[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6):50-51.

[13]姚克成.蒙古语地名中的査干[J].地名知识，(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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